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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88章 冶与天通（第3页）

自古传统社会乃农业社会，人与自然之联系甚密，系亲和而非对立之关系，此对传统造物观念与实践皆产生重要影响，创古代独特之造物文化。

古代匠师将主体之生命情感与意愿融入自然界之材料中，使自然材料与人之气脉相通，造出一种自然与人和谐共生之理想器物，此器物仿若具生命。

古代造物者善择材料、用材料之特点，使器物于材料、技艺、匠心之共同作用下合于自然之道、显自然之美。

自儒家礼乐文化后，古人便把“礼教”与“乐教”融为一体，形成了所谓教化体系，其要旨就是以礼为教、以乐为教，这是古代儒家教义之根本。

古代文化，自此成为一种礼乐文化，因此古人最为典型的生活方式，便是礼乐生活。

古代之人的生活方式是以“礼”为载体，而这个载体，却是物质与精神、内容与形式的一统一体，这其中自然包括古代的各种器物存在。

因此，修者研究古代器物之真意，必须关注古人的生活方式，只有对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，能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其中，才能更容易地认识和理解，那些体现了古人生活方式的器物。所谓博古通今，便在于此。

《左传》中“器以藏礼”彰显了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。

古代器物皆蕴含着一种礼之尺度与乐之精神，将秩序与和谐之观念全面贯穿于日常生活，并体现在日用器皿之上。

譬如古之玉器，便承载了礼器之功用。“器以藏礼”意即以“器”为象征之手段，将礼法借由礼器贯注于仪式之中。

礼器乃礼之表现载体，亦即言，礼之内涵是通过器物展现出来，诸如器皿、舟车、宫室、衣冠等。

器物亦是权力与身份之重要载体，器物之形制、色彩、纹饰等，均可成为权力与社会地位之一种表征。

古代青铜器为礼乐文化之典型代表。但请烦记，青铜礼器绝非贵族统治者之装饰品与奢侈品，更为重要者，乃国家之礼器与权力之象征，所谓国之重器便是。

古时鼎为青铜礼器之首要，其本为盛牲之器，鼎中盛放何种牺牲物品，其数量之多寡，决定了礼之级别高低。

在西周时期，存有列鼎制度，列鼎乃王公贵族于祭祀、宴飨、丧葬等礼仪活动中所使用之形制、纹饰相同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，或相同之成组奇数之鼎。此即天子用九鼎，诸侯用七鼎，大夫用五鼎，士用三鼎。

礼器组合以鼎簋较为常见，簋常以偶数出现，如天子九鼎八簋，诸侯七鼎六簋，大夫五鼎四簋，士三鼎二簋。随着奴隶制之瓦解，用鼎制度虽有所变化，如出现“僭越”之现象，但用鼎数量之多寡，仍为判断墓主身份高低之重要标志。

而青铜器之觚，源自陶器之演变。日常所用，若需温酒而饮，则用爵，无需温热，则用觚。爵与觚，皆为高级之礼器，不可随意使用。

古人于燕礼及祭祀时，方用爵与觚。青铜觚者，长身细腰，圆底敞口之酒器也，多为圆形，亦有方形觚，然少见耳，其口大而平，饰以饕餮纹、蕉叶纹、四瓣花纹等。

然不论圆觚或方觚，其共性乃器身有棱，“觚”字本义即为棱角。至春秋末期及战国初期，铜觚之形制已不如西周时期之规整，棱角渐不明显，乃至消失，然仍名之曰觚，遂致孔子感慨万千。

觚为礼器，有无棱角与为礼器似无矛盾，然则，真正令孔子感叹者，应为觚之用法失礼也。觚仅为孔子感叹之媒介，其真正所叹者，乃春秋末期之礼崩乐坏。

古代礼器有玉器、青铜器、漆器，亦有瓷器。礼器者，乃古代皇帝、贵族于祭祀、丧葬、朝聘、征伐及宴享、婚嫁等礼仪活动中所用之各种器皿也。

华夏从明清时期起，瓷质礼器频现，其形状多为青铜器中之鼎、炉、花觚、瓶、尊、簋、爵、鬲等样。

单色釉瓷器上之花纹，亦多为商周青铜器上之夔龙纹、饕餮纹、云雷纹、回纹、乳钉纹、蕉叶纹等，于装饰风格方面，亦采商代青铜器之装饰手法。

而青花、五彩、斗彩等瓷质礼器，于造型设计上，不若单色釉瓷器之严格模拟古代青铜器，而稍有变化；古代青铜器上之纹饰，于彩瓷上则鲜见之，代之以云鹤纹、团龙纹、凤纹、花鸟纹、缠枝莲纹等。

华夏古代造物设计，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适应礼乐文化的内在要求。

这给修者的启示就是，设计不但要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，而且要满足精神生活上的需要。既要凸显主流的审美价值，也要关注非主流的审美价值，真正做到“器能弘道”耳。

古时器物设计，普遍秉持着利生乐生的生命之道这一理念。

古代工匠以务实之精神，依循实际生活之所需，设计器物之基本形式与结构，并凭借自身经验制作器物，力求最大程度地契合人们具体之使用要求，为生活带来便利。

从原始先民制作器物之初始意图观之，实用乃首要，即以功能效用为根本出发点。

然随社会之发展与技术之提升，人们不再满足于仅具实用性之器物设计，而是渐次依循美的规律去创造，进而相应地将美的形式与实用功能相结合，于可能之条件下对所设计之器物予以装饰与美化，以给人们之生活带来愉悦，为使用者所喜爱，此乃设计创造者所追求之最高目标。

华夏哲学之内在本质，乃生命之哲学。儒家学说多以生命创生、万物化生为根本。

于道家而言，生命于宇宙间流转贯注，乃一切创造之源泉，而大道充盈其中。

在先秦思想中“生之哲学”乃自自然形态、生命之形态升华至精神之有形有态。

古代贤哲认为生命为宇宙大化流行之根本。而此观念影响了华夏古代造物设计理念。